球友会球友会5月20日，2023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以下简称“峰会”）在武汉召开。这是继2020年99公益日在武汉举行启动仪式后，又一次，小红花点亮了黄鹤楼。本届峰会的主题为“数字向新，共益未来”，旨在不断探索拓展数字公益实践的广度与深度，以创造更多可持续社会价值，让更多社会个体共同受益。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这场互联网公益行业盛会连续举办的第8年，较往年的不同之处在于，会议首次采取“多时多地边会”的形式，200多位跨界嘉宾、1000多家公益机构代表共议公益高质量发展，并见证“中国样本”开放研究计划的启动。不论是从本次峰会的议程设置来看，还是各大互联网平台的悉数到场，都体现了这场公益盛会的日渐成熟、壮大，成为互联网公益界的“广交会”。

　　近年来，随着技术、理念等的不断发展革新，数字公益在不断迭代嬗变的过程中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惊喜。尤其是自2016年始，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正式实施，同时也是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的首次召开，我国公益慈善事业迈向新阶段，涌现了许多依托互联网优势特点的优质公益项目，互联网公益行业也逐渐成长为公益慈善行业的一股重要力量。

　　区别于传统的公益慈善组织，互联网公益行业主要以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头部互联网公司为核心主体，同时其也在不断吸纳一些成长型科技公司与公益组织。这一行业的蓬勃发展，折射出当前不断壮大的社会公益力量及其旺盛的公益生命力。

　　但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公益行业也有着自己“成长的烦恼”。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法律政策、募捐平台管理机制，以及网络公益组织专业能力良莠杂陈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行业发展。同时，转型中国亦面临着复杂多元的社会鸿沟问题，诸如在普惠教育、医疗健康、乡村振兴、生态环保等领域，均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发展的难题。

　　今年峰会的核心聚焦点之一，就在于集社会各方力量之思，讨论分享互联网公益平台八年间的实践经验，合议共商互联网公益行业发展的未来方向，观察互联网公益项目是否能够真正助力缓解社会鸿沟。

　　对于互联网公益行业而言，其首先的关注焦点在于，能否通过自身的创新实践来疏解传统公益慈善的“效能性”堵点。

　　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仍面临着包括数字鸿沟、收入鸿沟、区域发展鸿沟等社会发展问题，且传统公益模式的施展空间有限，这就容易加剧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导致社会向心力下降。长此以往，将影响到我国社会经济等各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球友会app。

　　客观地说，近来，中国的互联网科技企业一直在技术赋能公益的方向上持续探索，通过开放自身的前沿技术、产品和平台资源，最大程度地推动“技术红利”普惠。互联网公益行业以技术创新进一步拓展公益项目的广度、精度、温度，关注社会痛点难点，关注受助者的实际需求，在缓和社会矛盾方面产生了积极效果。

　　在此次峰会上，“技术公益云展馆”展示了数字技术在公益领域的深度应用。例如商汤科技以AI智能看护系统陪伴渐冻症患者，能够及时捕捉到被看护人的痛苦表情并报警，在3秒内通知陪护人员及时抵达。另外，还有近百个结合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物联网等创新技术的公益项目也将陆续登场亮相成果。

　　八年以来，互联网公益平台致力于加速公益行业的高质量发展，着力全方位提升项目的效度与受助方的满意度。特别是在“乡村振兴”这一重要议题上，多家平台持续发力。如阿里巴巴公益发布的“热土计划2022”，以18项创新举措扎扎实实的资源投入，助力乡村建设。腾讯公益推出的“共同富裕专项计划”“耕耘者计划”及“为村”平台，不仅在乡村地区充分发挥了企业自身的数字优势，还以“授人以渔”的服务理念赋能乡村人才，从更长远的视角支持乡村的未来发展。

　　正如腾讯集团高级副总裁、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组委会主席郭凯天在今天的主题演讲中所说的：“公益从城市走向县域，又扑向乡村，扎根在第三次分配的毛细血管里。”

　　另外，互联网技术公益的持续创新，不断拓宽公益的方式和目标，从更广义的范围上、更普惠的意义上推进了社会鸿沟的弥合进程。在慈善捐款方面，“中国小额民间捐款越来越多，促成这种燎原之势的动力是现代化技术。”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皇家讲席教授、塞浦路斯大学欧洲研究学教授Christopher A.Pissarides在峰会上表示，“中国互联网公益平台的透明度与技术成熟度，足以支撑捐赠者自由选择受赠的公益项目。”

　　他还提到：“中国是利用互联网科技进行小额捐赠的先行者，为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创造了一个成功的公益样本，该‘中国样本’也能被复制到全球其它地方。”

　　除了捐赠筹款之外，互联网还让公益的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如京东健康上线“新冠药品防疫互助平台”，推动公众互助、信息共享；互联网公益平台基于LBS信息、大数据、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帮助失散家庭团圆；还有平台公益项目关注听障人群，免费开放AI技术为听障人士解决辨听难题等。

　　可见，在服务、支持基础科学、推动教育创新、助力医疗普惠、探索养老模式、实践碳中和等各项社会事业中，都能看到互联网公益平台的身影，体现了这些平台对社会责任和科技向善理念的坚守。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名誉理事长黄浩明曾说：“公开与透明已经成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生命线’”。如何化解传统公益慈善的“透明性”难点，也是长期以来互联网公益行业持续思索的问题。

　　今年，《慈善法》立法和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共同迎来第8个年头，体现了中国公益的顶层设计与行业建设的同步发展，突出了“公益依法”的共识。

　　八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带给互联网公益新机遇的同时，也在实践中新生了许多法律灰色地带，例如互联网个人求助的法律空白、不同平台功能和责任的区分问题、对应急慈善的管理等。因此，为更好适应新时代党和国家对慈善公益事业的定位，更好回应并满足公众对慈善事业的期待，《慈善法》迎来首次修订。

　　此次慈善法修订积极回应群众呼声，有利于引导互联网公益规范健康发展。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慈善法（修订草案）》在附则中加入个人求助条款，明确了互联网个人求助平台的求助信息真实性审查义务。同时，这次修订的另一亮点在于，区分了慈善信息平台和指定募捐服务平台定位，明确募捐服务平台法律责任，并进一步规范其平台管理。此外，本次修订中增加应急慈善专章，为慈善力量参与救援提供更加明确的依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在今天的发言中提到：“《慈善法》的修订将促使慈善公益法制进一步完善”，“互联网慈善公益将在法治轨道上获得更好的发展，进而带动整个慈善公益事业步入大发展时代”。

　　可以说，《慈善法》修订与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虽是公益行业的两个议题，却在细节中处处同归，都为互联网公益“中国样本”的铸造添上一把柴。

　　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除了要有法律的保驾护航，也离不开各个公益平台主体的自律。此前就有发生过一些组织以公益慈善名义行骗敛财事件，也有因为组织信息公开滞后性、模糊性导致公众误解的问题，这都容易导致公益项目的公信力受损，无法满足社会公众对此的期待，也无益于公益事业发展。

　　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因此，一批互联网公益平台开始越来越重视“透明公益”理念的实践，加强平台自律，深刻认识到连接、透明的“理性公益”是互联网公益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

　　可以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冷静期、回溯探访、质询行权等概念在公益领域的普及，以及区块链等互联网创新技术的应用，有助于让社会的每一份捐赠都真实公开，让每一份善意的流动都更透明。

　　例如，腾讯公益推出的“冷静器”、公益真探、股东人大会等透明化项目组件，阿里巴巴发布的国内首个公益区块链标准，以及水滴筹所成立的透明运营委员会等，都是互联网公益平台在实践“透明公益”方面的有益尝试，也收获了不错的成效与口碑。

　　这也切合了2018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政策精神，有助于平台更规范、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从而促进行业整体健康发展。

　　社会问题、社会需求千千万，单靠个体和企业的力量显然无法穷尽所有领域、解决所有问题。而互联网公益行业也在多年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缓解传统公益慈善“可及性”痛点的答案。

　　公益公益，顾名思义，其本质就在于需要“公众参与”到维护“公共利益”的行动中来，最终形成全民公益的良好氛围。当每一个人都能意识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时，当每一位公民都愿意加入解决社会问题的行列中时，那我们的社会就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不过，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如何更广泛地撬动公众力量参与公益事业，一直是一大挑战。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参与公益的门槛较高，且参与途径较为狭窄，缺少一个开放的公益生态环境。二是公益机构的专业能力参差不齐，品牌信服力和影响力较弱，无法给予公众参与公益的获得感和认同感。其三，公众对于公益的认识较为浅表，停留在助老扶弱等志愿活动层面，未能形成“大公益”的思想认识。

　　新公益时代，公益机构的使命不仅在于发现社会问题、改善社会现状，更需要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去关注公益、参与公益，从而形成“共益未来”。

　　八年来，互联网公益平台在推动形成“开放参与”“全民连接”的公益生态格局方面不懈努力。

　　首先，具备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平台型公司躬身入局，通过技术驱动公益创新。以移动支付、线上会议、网络直播等为代表的工具创新，为拓宽公众的公益参与渠道提供了基础条件。例如，在疫情反复、河南暴雨、山西洪灾等紧急情况中，都曾有“文档女孩”用腾讯文档发起救援互助，发挥了重要的信息协同和社会救助功能。同时，不少互联网公益平台推出了互动式创新产品，如支付宝“蚂蚁森林”、微信支付“低碳答题挑战”等，极大优化了公众的公益参与体验，让公益得以渗透至更广阔的群体。

　　其次，互联网公益平台持续打造体系化、专业化的公益品牌，提升公益项目影响力与社会口碑，激发公众参与公益的热情。诸如腾讯公益的“99公益日”、阿里巴巴公益的“95公益周”、字节跳动公益的“DOU爱公益日”等IP化的公益项目，有利于释放用户的公益需求，增强用户对公益的信心和恒心，造就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生态闭环。

　　再次，互联网公益平台通过全媒体矩阵传播，并联合媒体、明星与公众爱心人士进行宣传，帮助更多人关注并了解公益项目的内核。在“99公益日”期间，有超过10000名全网达人和超过1000家公益机构加入内容共创，记录公益故事，普及公益文化，引导公众正确看待公益、理性参与公益，使公益从狭义的捐赠筹款延伸至对人的关注、对社会的关注。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原副主任盛荣华曾在“2022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数字公益慈善发展论坛”上表示：“公益慈善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域。”

　　郭凯天在今天的主题演讲中提到：“8年来，有累计超过510亿人次参与互联网慈善，募集善款350亿元。”如今不少公益行动的“受助人”，也成长为“捐助人”。互联网公益行业以多年实践经验证明了，唯有开放，将“公益共建”的融入项目各个环节，才能最大范围、最大程度解决社会问题，形成公益能量的正向循环。

　　今天，中国互联网协会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共同发布《互联网公益慈善“中国样本”——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公益慈善发展新模式》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互联网公益慈善“中国样本”是数字时代中国公益慈善创新发展的新模式，深刻重塑了中国传统公益慈善发展逻辑与方式，是立足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实际、系统探索解决行业发展痛点难点堵点的可行方案。

　　如今，经过多年实践积累，互联网公益发展进入深水区。过去八年间，互联网公益行业持续回应公众关切，以实效公益项目切实解决问题，努力缓解社会鸿沟，推动行业发展与立法发展、社会发展、国家发展保持同频共振。

　　未来，如何推动整个公益行业更高质量前进，可持续繁荣，实现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商业价值多赢，是所有“中国公益人”需要思考的问题。事实上，伴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入局公益并快速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生态格局，尤其是凸显了传统公益慈善组织与互联网公益平台之间的张力。

　　各大互联网平台之间往往存在壁垒，这容易限制其他公益组织的主体能动性，合作受限。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益组织从业人员提到：“目前公益组织与平台的对话机制不对等，而且大部分公益组织缺乏与平台博弈的底气和筹码。”这种张力的存在，不利于各方协作与公益项目的长效落地。

　　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中国互联网公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球友会app。需要重新审视互联网公益平台与其他社会公益力量的对话与合作机制，真正创新探索出一条各方合力缓解鸿沟、促进公益普惠的路径。这对于互联网公益行业、中国公益慈善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健康长久发展而言，都有深远的价值意义。